极昼：你从2012年开始，对美国本科留学的中国学生进行了长达七年的追踪、调查、访谈。调研结论中有一个关键点是，他们是“忧心忡忡”的一代人。他们的求学路上，是怎样体现这一点的？
马颖毅：焦虑体现在不同阶段。比如留学申请之前想进名校——和美国的学生相比，中国学生对学校排名看得特别重，就奔着美国前50名、最差都是前100名（申请）。实际上美国高校的录取，和中国常见以标化成绩为主的录取方式相差很大，这个过程中不确定性很大，知道的信息少，就产生了很多焦虑。
渴望上名校，在整个过程中投资也是巨大的，国内的留学中介市场是十亿、百亿级别的，没有哪个国家的学生能跟中国学生相比。
来了美国之后焦虑就体现在各个方面了，课堂公共发言，交友、专业选择等等。很多中国学生的专业都是理工科或者金融，过去两年就是AI、计算机扎堆。
这其实体现了中美两种价值观的冲击。中国孩子不是特别考虑到我自己喜欢什么、擅长什么，更多考虑到父母、周围的人或者整个社会觉得什么专业比较有前途，这是一种很集体主义、很务实的考虑。美国孩子更个人，关心的是我的激情在哪里？天赋在哪里？
马颖毅：受美国社会影响，他们也追求一种自我的发现，我的兴趣、热爱在哪里？所以你能看到一些很有趣的结合，比如有人一边读物理专业，同时再读一个艺术史双学位，甚至有人读三个学位。有的孩子非常ambitious（有野心，当然这个词在美国是褒义），几乎把我们学校好的学院里强势的学科都读了一遍。
这是他们克服焦虑的一种方式，也是一种“中国式”的选择。但这个过程中也不可避免地产生焦虑，结合得好皆大欢喜，很多时候还是有挤压，和父母有矛盾，诸如此类。很多人会提到父母，直接说是父母让他们出来，或者push他们转学去更好的学校，因为父母的圈子小孩都上更好的学校，所以他也得上。
马颖毅：尽管离开了中国，他们没有摆脱国内价值观的影响，父母交学费，对（专业选择）是有控制的；另外有些孩子也不一定是受父母控制，他自己内化了这种价值观——如果真的只是听从内心的声音和激情，觉得不放心，得去学一个硬技术的东西。
当然里面也有更实际的考虑，对未来的规划，美国的移民政策显然对理工科更友好。比如同样是毕业申请OPT签证，理工科能待三年，文科就只能待一年，美国的政策也让一些中国孩子做出类似选择。
马颖毅：有一个女生，她是典型的文转理。在国内学文科，到美国之后学应用数学，因为美国在这方面有很多就业机会，比如去银行、保险公司。她很清楚数学不是她的天赋学科，但在国内打下的数理基础能帮她胜任。听到这个，我是很佩服这个孩子的勇气的。
在美国这种情况就不太可能发生，因为我教美国学生，他们很多人到了博士阶段，最基本的研究方法课，涉及到数学就有很大的负能量，因为很长时间他们就这么告诉自己，我在数学方面没有天赋。在美国很难遇到一个学生，知道自己没有天赋也不感兴趣，因为就业机会好，去学这个。
马颖毅：她当时给我的印象就是她很想留在美国。他们想留在美国的原因也是多方面的，有人会觉得美国工资高，我得把学费赚回来。
她给我的感觉反而不是特别焦虑，而是非常理性、规划明确，她有很强的自我认知，知道自己不擅长这个，即便如此，只要这个地方有机会，我也能够让自己在这里立足。
极昼：你是2000年从南京大学本科毕业后去美国，拿到社会学的博士学位，你们这一代留学生当时面临的环境是怎样的？
马颖毅：我是拿全额奖学金硕博连读，当时读我这种学科的中国留学生很少，绝大部分是理工科。所以别人问你（大部分是中国人），学这个专业完了以后能干嘛？怎么会选这个？你能感觉到对方脸上惊奇、茫然的表情。虽然我有奖学金、在名校读博士，但作为一个文科生，已经能感受到巨大的冲击和压力了。周围的中国社群，包括朋友，让你觉得你这个选择是没前途的。
但这种焦虑相对暂时，随着我顺利毕业、找到工作，就消失了。还有一点，那是近20年前的事了，当时无论中国还是美国，焦虑这个词还不那么普遍使用，全民的心态也相对乐观、积极，比较放松。尽管大家知道学文科路子窄，但那时候是就业的问题不突出，基本你上了大学，都能找个工作，难的是上大学。
马颖毅：他们是90后的一代，几乎都是独生子女。我们当年没有条件自费出国，都是普通城市家庭里的孩子，普遍没有这个经济能力，靠奖学金。留学也是踏出国门的第一步，也没有想读完以后怎样，完全是摸着石头过河。
现在的孩子很多是家里自费送去留学。自费意味着选择是非常多的。他们在出国之前，已经有国外游历的经验了，游学、旅行、交换、夏令营等等。我当时做这个项目的动因非常简单，就是好奇，这一代人跟我们上一代非常不一样，更年轻、更富有、专业更多元，不仅有社会学、人类学，还有读艺术、电影、时装设计的。
我记得我第一次访谈一个在美国帕森斯设计学院读时装设计的孩子，让我觉得非常ambitious。她说我现在读的是最好的，接下来研究生我要去英国的中央圣马丁艺术与设计学院，因为那个也是最好的，然后回国发展自己的品牌和工作室。这种想法、视野和经历，在我们那个年代是非常非常少见的。
马颖毅：显然来自她的生活经历、去过的地方、有过的体验，父母给予的支持，不仅是经济上的，也包括思想上的。我们这一代少有这样的野心，这是一个结构性的原因。
实际上，调研之后发现，这个群体里也是有阶层分化的。像那个学设计的女孩子就属于相对上层的富人阶层，对她来说留学、想做的事业更多寄托了自己的梦想；也有孩子来自于普通中产，还有工薪阶层，对他们而言教育还是谋生的重要手段。
极昼：这个群体更多元了，可能也意味着更分化了。对来自不同的社会阶层的孩子，你有怎样的观察？
马颖毅：最明显的体现就是，家里比较有钱的小孩更有可能考虑回国，要不就自己创业，要不就继承家业，帮家里去管理，必威电竞官网很多人是这样的。当然也有想逃避父母，在美国自由自在生活的人。
更多的一般工薪阶层的孩子，其实是很希望通过留学去变现，想在美国找到工作，他们留美的愿望更强烈。最近几年留美国很难嘛，因为工作签抽签，很多人抽不到工作签证，所以仔细看行为不一定能体现出来，但至少在愿望方面其实能体现这种阶层差别。
马颖毅：在社交和学术方面的表现，差异是很明显的。父母没有上过大学的第一代大学生，在这两方面都处于弱势，他们有更多社交方面的“隔离”，更扎堆，没有什么美国朋友。学术中更少参与课堂讨论。访谈里其他学生会直接说，父母告诉他怎样去交朋友，他们留过学、经常出国或者做过访问学者，知道这种多元朋友圈、国际网络的重要性，会push孩子多交美国朋友、加入社团等等。但这些孩子（第一代大学生）在这方面是欠缺的，他们的父母自己都没有上过大学。
这是文化资本相对欠缺带来的，因为父母没有上过大学，指导、支持力度远远不如。实际上同样对第一代大学生，美国有很多的研究，高校也会给本国学生支持，但国际学生是被忽略的。因为大家觉得这些国际学生自费过来，都是优越的阶层，不知道其中也会有相对弱势的群体。
极昼：这个研究的英文版出版之后，你在美国许多高校做过分享，得到过怎样的反馈？
马颖毅：美国这边教授，包括审读稿件的时候，就曾经挑战我说，为什么是中国学生？他们认为所有留学生都具备这个特征，他们不是随机挑选的人群，都会具备野心和焦虑的二元性。
但我调研的这些孩子为什么是比一般留学生更野心勃勃和忧心忡忡的一代人呢？因为他们来自中国，过去中国四十年社会变迁是人类社会上史无前例的，这种野心和焦虑，也是超越别的国家留学生的。
马颖毅：这一点不仅体现在他们身上，还体现了他们的父母、家族的期望。我的样本统计分析，他们父母的教育水平数据，绝大多数都上过大学，只有20%的孩子是第一代大学生。他们的父母是中国新兴的中产阶级及中上阶级，希望维持自己的社会地位传承给下一代。
2014年《纽约客》的作家欧逸文写过一本关于中国的书《野心时代》，讲述了许多中国人如何在社会快速发展的大环境里，创造了一个野心时代。我也引用了这个概念，这些孩子来自这个社会，也体现出来中国快速发展带来的氛围。
极昼：听下来会感觉，似乎这些孩子的选择会更多受外部环境所影响，你能看到他们的主动性，或者做出过什么反抗吗？
马颖毅：我让他们做过反思，留学对他们有什么影响？虽然反抗不多，但还是有很多自我发现的。比如帮助他们成为更积极融入社会的全球公民，帮助低收入社区，也对自己生活的世界保持反思和自省，也会质疑自己先前的观念和偏见。
马颖毅：有一个女孩，她在中国曾经是一个听话的学生，原本父母一定要安排她学数学，而且想让她一毕业就读研，觉得作为女孩应该在完成学业之后工作、结婚生子。结果她选了社会教育。这个专业毕业之后，基本都是在美国做中小学老师的。
这是很多美国人走的路，在外面工作几年再判断要不要读研究生，读什么专业。她觉得自己也需要去感受一下这个社会，得到更真实的生活经历，但她的父母就特别失望，觉得她只是懒惰、不想上学。中国父母就好像特别着急，尤其是女生，希望一步到位，生怕青春被耽误了。
这个女孩毕业之后也没有听妈妈的话。先是在美国一个非赢利组织做义工，帮助经历过药物滥用或家庭暴力的单身母亲，用自己的双手获得独立生活和工作的技能，后来又去了柬埔寨的另一个社区发展项目。
极昼：这个研究的英文版出版是在2020年，最近这几年这些留学生的情况有变化吗？
马颖毅：回国的越来越多。很多孩子选择回国，也有很多人是被迫回去的，因为抽不到工作签证。美国这么多年工作签证的数量没有增加，但是留学生的人数在不断增长。
疫情显然让焦虑更加恶化了，原来（焦虑）只是来自于教育，后来疫情中还有旅行的不便，现在更长久的来自地缘政治，中美关系的不确定性。能看到在数字方面，留美的学生人数是在下降的。峰值已过，但是美国仍然是最重要的留学目的国，这个现象短期内不会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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