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在县高小读书的时候，同邑就有好几个留美预校的学生，第一次英文科赵会午，德文科王维斯、梁灿英，第二次英文科梁朝宗与张世贞。还有在北师大及清华学校就读的王公度、王公裕。他们寒暑假返家时，都是制服革履，神采飞扬，令人羡慕不已。我被祖父鼓励，时常怀抱当洋学生的野心。

　　民国七年(1918年)，看到留美预校招生的广告，就取得祖父及父亲的同意，连同七位同班，随着领队王老先生，到开封去就考。那时我不满12岁，首次离家远行，又是第一次坐火车，心中激昂，惊喜交集。王老先生年约60岁，是一位善谈的人，他从40岁入泮以后，每隔3年，就到开封应试秋闱，虽说未曾发达过，但就经验而论，却极为丰富。可惜科举早已废止，大非昔比，所以他的谆谆告诫，及许多应试规矩，都未派上用场。不过对于他的殷勤照顾，妥善领导，绝对不会忘记。

　　留美预校的校舍，就是原来考试举人的贡院，加以改建而成。大门口上方，悬有一个白底黑字长匾额，上书“河南省立留学欧美预备学校”十二个大字，据说是当年建校时，河南教育司司长李敏修(汲县人)老先生的手笔。校门口有一广场，靠南建一高墙，叫做“迎壁”，秋闱标示，所有告白，亦张贴此处。

　　初次参观校舍，看到贡院残留的一排一排秋闱试场，上边嵌有“天地玄黄”等字样，每排20间，每间约8尺深，4尺宽，中间横置木板，作为书桌，下放一木凳。唱名入号时，每人一间，把考试文具及三天食品，放在上面，坐进去，前面只有进出通路，仰首仅一条空际。号内每留有举子联语，有的写“未登青云路，先进枉死城”，有的写“眼前三尺地，头上一线天”，又有“墙外蟋蟀叫，夹道萤火明”，这都近乎厕所文字，不留名号的。单看以上三联，不难说明举子们入场时的环境、时令及情绪。但我们的试场，却分别在几个新式教室内举行，试题发下之后，就看到一位身穿长袍马褂、分头革履的年轻先生，进入试场。他手拿私章，在每个考生试卷上，盖上印记，大约是预防有人掉换的毛病吧?后来才知道这位先生就是校长李敬斋先生。考试分两次举行，第一次为初试，录取310人，第二次为复试，录取87人。两次试题，都是国文、算术、本国史、地等科目，我侥幸入选。

　　学校方面，对于这批未成年的孩子们，照管无微不至。医药卫生方面，聘有专门医生负责，设有澡堂诊所。伙食方面，可以自由组织，校方不加干涉。不论是以面食为主，或以米食为主，都能自主选择。通常两桌16人，一日三餐，定时开饭。此外尚有一个“包伙”，是招来外商包办的，等于校内一个餐馆，专作招待来宾、本校职教员，亦供同学零食之用。

　　提到作业概况，可用“管训谨严，教导有方”来形容。每天8小时的睡眠，6小时的课程，3小时的自修，2小时的体育，加上三餐与课外活动，都紧缩在一天24小时之内。每天的生活，像走马灯一样，从寝室、饭厅、教室、操场，转来转去，一点空闲时间都没有。惟独到了星期日，准许外出一天，自由活动，才能把一周的紧张心情，加以调剂。

　　像留美预校的教职员，就我所记忆的，不下50余位，外籍人员占l／3，因限于篇幅，不能一一记载，仅提出4位，分述于后：

　　第一位是国文老师魏松声(春源)先生，河南正阳人，清末拔贡，国学深邃，见解新颖。他讲授春秋左传、先秦诸子。他是中国同盟会会员，从他的口中，时常听到孙文学说及撮要。课堂上经常有讥评时弊，提倡改革的宣传。当时正处于革命高潮，必威电竞登录他必有所触、发为议论。他主张革命运动，应把落伍的统治方式，加以消灭，对于历史文化的优点，继续发扬。关于此点，他用“八股文体”作一比喻。

　　他说，什么是八股文?恐怕了解的人不多。它的根源既深且久，无须多说，但就日常讲话说起，就会明白。会讲话的人，一开口必先有一个题目，然后，加以解释，为了容易让人相信，最好加用比喻，作为旁证，最后复述立场，作为结束。这在文章作法上，叫做“起承转合”，一般私塾老师们，对开讲(开始做文章)的学生们，多数引用“人生于世，必孝父母，不孝父母，非为人也”，来解释起承转合的用法，在明朝未用八股取士以前，作文的法则，也离不了起承转合的规矩，“文似看山不喜平”就是同样的意思。

　　到了明朝采用八股取士，把起承转合之外，加上三股比喻及一段总结，以收锦上添花、拍马要响之效。一篇文章，分为破题、承题、起讲、提比、虚比、中比、大结、八股，并且规定文章字数要在六百字左右为准则。皇帝用此香饵，诱使全国精英，在这条窄路上，拼命谋求一官半职，禁锢邪魔外道，所以顾亭林说八股之害，甚于焚书。

　　清朝虽被推翻，八股亦遭废弃，但八股文本身，仍有利用的价值。换句话说，我们反对的是用八股取士的制度，而非八股文体，要想讲话有条理，辩论有法则，写好文章，吟诗填词，非明白八股文的奥妙，自由运用不可。我们对于魏老师的学识与思想，极为倾倒，所以在毕业同学录上，排位仅次于校长。

　　第二、三位，是事务长陈堂(镜三)先生及学监朱龙章(骧亭)先生。陈先生是舞阳人，朱先生是鹿邑人。两位都是清末宿儒，但不教课,专门负管理学生的责任。不论课内课外，自修操作，他二位都和我们形影不离。他们分住两排宿舍的第一室，每天早起点名，就寝查斋，把学生们管得服服帖帖，连高声说笑都不敢。处在这种威力之下，我们熬过了五个年头，在当时不免由怕生恨，但事后回想，才悟到诸多良好习惯，不都是在此严格管理之下所养成的吗?

　　第四位是唐河冯景兰(淮西)先生，他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地质系毕业。民十二年(1923年)在校开一门地质概论，把地球史、矿物学及古生物学，作一个撮要讲授。这个使我们着了迷，特别是笔者个人，竟奠定了我后半生在美国研究和就业的范围。改制大学后，我曾当过他的短期助教，又随他到太行山采化石，不久他转任北京清华大学教授。胜利后我们在北平又见了面，他还约我们到清华科学馆内，整理他的书籍和化石。我赴美后，曾数次函索他的照片，以便陈列案头，但因内战关系，许久不见回音。1978年11月9日，北京中国科学院李孝芳教授(亦冯师学生)，来美开会，我们会晤于农业部办公室内，承她相告，冯先生已于1977年去世了，人生离合，竟是如此莫测!

　　留美预校自建校伊始，对于体育，即极为重视，每日课余，即被赶到操场，分组练习运动。因此在球类、田径、团体操，及武术各方面，都有相当成就。其中足球称雄全省，并且驰誉华北，又曾参加武昌举行的全国运动会。

　　据悉，本校体育风气，首先得自早年所聘德籍教师林德迈及夏特二人。他们除了教课之外，又擅长足球与器械操。我们第三次英文科入学之时，德文班恰好毕业，德籍教师期满解聘。但在运动场储藏室内，还保存大批棍棒、哑铃、球杆、弓箭，及操场上架设的浪桥、木马、平台、吊环、单双杠、秋千等。我们后继有人，续聘各项体育专家潘知本、应翔、顾平立、周宪，及武术教师孙凌云等，加紧训练，乃能发扬光大。民十三年(1924年)河南省运动会举行于开封，本校大出风头，获得盟主资格。次年参加华北运动会，本校选派田径健将赵云道、刘可游、李钟造、李振云，赴津与会。球类比赛在北京举行，本校足球队首战清华，不一刻钟，即由笔者射入二球。此后又代表华北，参加湖北武昌之全国运动会，为本校体育全盛时期。

　　人在发育期间，求知欲与时俱增。校方在课程方面，虽已排得紧紧的，但在课外，仍有各种组织。最著者为三育研究会、音乐会、军乐队、新旧剧社、武术团等，就个人兴趣，三五成群，自动研习。赵豫章、牛葆恒、尚芳、樊郁、林达美、王之宇等，都是其中台柱。笔者与吕培咸的双人火棒，加配音乐，亦常列为集会余兴。

　　校外活动，约分两种，文化性与悠闲性。诸如青年会、中华科学宣讲队，及名人讲演等，都属于前者，至于访友、游览诸活动，乃属于后者。当年开封教育界，并无联合组织，间有所谓名人辈到达，都是由各校自行招待，随时讲演，例如徐旭生、余家菊、曾琦、李大钊、萧楚女等，我们都曾听过。惟独在民国十一年(1922年)秋季，敦请梁启超先生讲学，乃是各校有组织的举动。主其事者为第一师范校长谷怀芝先生，地点在丰乐园(原马戏园，可容两千观众。昔年老伶工如汪笑侬、盖叫天、刘奎官等，都是发迹于此)。事前散发启事，请各校按时参加听讲。学生们都震惊于梁氏与胡适论战的威望，无不踊跃参加，每次全园爆满。

　　首次在未开讲前，谷校长还借机宣传禁止烟赌，日货等开场白，然后介绍梁氏上台。他身穿米色长衫，清瘦体格，手持羽扇，步上讲台。题目似乎《中西文化的特质及其异同》，是一个纯学术性的讲演。梁氏声调不高，又无扩音设备，所以全场鸦雀无声，静听高论。不料从东北角二楼上，突然发起嘘声，继之以鼓掌喝倒彩，弄得全场惊愕，连梁氏亦愣在那里。经查询后，原来是楼上听众，瞥见某校长在后台吸烟卷，因而立即起哄。小小误会，旋即平息，讲演照常继续。

　　次为悠闲活动，凡是不被动而脱离约束的活动，即属此类。上边说过，本校管理，极为严格，从周一到周六，均无喘息机会。只有星期日，准许外出一天，晚八时以前仍须返校，否则记大过一次，三次开除学籍。每逢星期日，我们就成了脱缰野马，三五成群，随意乱跑。开封附近，可供消遣的地方虽多，而我们常去的地方，却是相国寺。

　　相国寺创于北齐天保六年(555年)，原名建国寺，唐睿宗时，改名相国寺。宋至道二年(996年)重建，额曰大相国寺。每月开放五次，为交易场所，辽使入觐，诣寺烧香，故此相国寺不特为寺廛之辐辏，亦为外交上之重镇。清乾隆重修，赐名古汴名蓝。民国后，变为游艺场，食堂林立，百货杂陈，马戏杂耍，旧剧新腔，相声口技，应有尽有。每日人潮鼎沸，熙来攘往，几可比拟北京之天桥，及上海之大世界。

　　星期日自由活动，晨起盥洗后，即枵腹就道，不是访友，就是到鼓楼街的桂香斋与天香泉。吃饭洗澡之后，就溜到相国寺，投入有看有听的所在，尽情消磨下去。京韵大鼓，河南坠子，马戏魔术，对口相声，随意欣赏。连那个让你笑破肚皮的“唉，唉，说一个，说一个大姐年十七……”号称“十二能”的独口相声，也不错过。等到日薄西山，方才飘飘然，兴尽而返。有次遇到一位教师，也是相国寺的游客，问他游相国寺的感想，他说“人生为四面投射的靶子，知识乃八方汇集的总机”，颇有见地。这位老师是教授世界史的杜秀生先生。

　　本校自民国元年(1912年)九月成立，至民国十二年(1923年)三月改制，短短的12年之内，共招收5届8班——英文科3届，德、法科各1届，造就了261名毕业生，据有纪录可查的为214名，其余47名，不是较早亡故，就是失去联络。毕业后的出路，为留美45人，留德15人，留法、比各9人，留日4人，留苏2人，合计84人，为留学32％。其余分别入国内各大学深造者，为130人，占50％。国内外总计为82％。这个数目，近于优等成绩。

　　本篇文字，是追述70多年前的旧事，落笔挥毫，全凭记忆，难免有遗漏、含糊、偏颇，或独断之处。幸有同班至友赵云章、赵豫章，二位学长，聚居临迩，或晤面畅叙，或电话交谈，对于所述诸事，颇有印证，为本篇增光不少。倘仍有不周之处，本人应负全责。

　　目前本校校友尚活跃于国内者，约30人左右，人生苦短，聚会无期，回首前尘，感慨无限，谨在天涯海角，遥祝各位健康。